1949年4月26日，上海波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木刻》画集。编辑这本画集的，是我的父亲余白墅。
我父亲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也是当时著名的版画家。他文质彬彬，内心却非常强大。1949年初，上海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一片白色恐怖，大量进步书刊被查禁没收，报纸刊物常开“天窗”。国民党特务频频出动，地下党和进步人士随时都会遭遇不测。就是在这样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我父亲不惧艰险，编辑出版了这一辑《木刻》画集。
余白墅《晚归》21.4×28.6cm1942年
父亲说，当时他每天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得知解放军渡江南下，非常激动，就想干一番事业来迎接上海解放。那时他不到三十岁，满腔热血，没顾及很多。因为当时反动政府对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父亲就决定针对性地出一本木刻画集。很多年后，父亲曾把那本已经发黄的《木刻》集，拿出来给我看。只见彩色封面上是一对青年男女，女的绿裳红鞋敲着锣，男的红衣绿靴打着腰鼓，载歌载舞，似在迎接将要来临的喜庆日子。那时的进步书刊，都用低调的封面来掩饰进步的内容，父亲为什么要选用内容这么进步、色彩这么显眼的画面作封面呢？父亲说，我就是要挑选这样的画面作封面，我不怕！
黄永玉《一把芝麻撒上天》（“十姊妹”插图，1948年）
父亲曾告诉我，这本《木刻》，从策划、编辑、校对到付印，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为了及早出版《木刻》画集，他不停地在上海及附近的江浙一带寻找画家，征求作品。为了木刻原版能直接上机印刷，他还将木板刨成一块块统一的尺寸，分发给作者。另外为了寻找可靠的出版社与印刷厂，他东奔西走忙乎了许多日子。稿子集齐后，他立马编辑发稿，送至印刷厂。随后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扑在印刷厂里校对，直至画集出版。
我问过父亲，解放前夕曾有特务到我们家里搜查，是否和《木刻》有关系？父亲说是的，《木刻》画集一出版，不到半个月就一销而光。印数原定为三千册，实际印了四千五百册。因为这本《木刻》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有一天，好几个特务到我们家，翻箱倒柜地搜查。幸亏这天父亲去了我爷爷家，未被抓走。此后，我父亲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上海解放后，父亲和他的画家朋友们根据军管会的安排，分别到报社、出版社去工作，投入了新上海文化事业的建设。原来准备出季刊的《木刻》，也没有再出。所以它是解放前的第一本《木刻》画集，也是最后一本《木刻》画集。（余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