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19日由乡宁县公安局移交回的一批文物，地点是乡宁城北垣中阳村的。这批移交回来的绿釉陶器共有１９件，分别为汉四兽足绿釉陶楼（1件）、汉绿釉陶井（1件）、汉绿釉陶案（1件）、汉绿釉陶三眼灶（1件）、汉绿釉四乳足陶奁（1件）、汉绿釉陶勺（4件）、汉绿釉陶碟（4件）、汉绿釉陶耳杯（3件）、汉弦纹绿釉陶碗（1件）、汉弦纹绿釉陶樽（2件）。
今天就从这一批汉代绿釉陶器说起。这批绿釉陶器整体呈斑驳的绿釉，釉色浅绿，上面泛着一层银色的光芒，好像云母一样光亮动人，保存还算完整，都是用普通的陶土做胎，除陶勺通体施绿釉外，其余器物底部或背部均可看到露出的红胎。
它们是作为一种明器出现在墓葬中的，明器即冥器，是专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历朝历代，以明器随葬乃是古代丧葬习俗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将墓室随葬生人所用的器具和物品，如房屋、井田、猪圈、水井、楼阁、生活用具等模型明器纳入墓中，以供生人死后依然过着生前一样的生活。《礼记》载，“其曰明器，申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汉代人们崇尚迷信，认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活人需要的，死人也需要”，他们有“事死如事生”的葬俗礼制，汉代庐江太守丞恒宽的《盐铁论》载，“今厚资多葬，器用如生人”，加上羽化成仙、黄老之说思想作祟，古明器厚葬于两汉盛极一时，成为一种特殊文化。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实用器，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门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载有，“东用匠令臣，主作陵内器物”，说明那时统治者们死后，还有专职官员来主持造作冥宝大墓里所需要的一切陪葬物。两汉时期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稳定繁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文明的象征，汉代绿釉陶器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特殊工艺，是汉代发明创烧的新品种，在东汉时期盛行于全国各地。
它以其厚重、磅礴、宏伟、精美的特点上承了商周瓷器的施釉技术，下启了唐宋三彩器瑰丽多姿、变幻莫测的装饰风格，代表了汉代陶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代陶瓷群芳谱中独树一帜，是中国制瓷史上各朝釉陶无法比拟的，它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国丧葬习俗由厚葬到薄葬的殡葬改革主要的见证物，完成了从原始瓷器到现在瓷器的成功过渡，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绿釉陶，是陶器外表挂釉，其釉料以氧化铁和氧化铜做成色剂，以氧化铅作助熔剂，经过700-900度的氧化焰的焙烧下烧制而成，所施绿釉釉面光亮，色彩艳丽，极富装饰感。由于长时间在地下埋葬，受墓葬潮湿环境的影响，经氧化作用，
在釉面产生一层沉积物，这层沉积物到一定厚度时由于光线的干涉作用，就产生银白色光泽，也有学者称之为“银釉”。一般认为墓葬中有绿釉陶器者是大户人家，有钱人家。从这批绿釉陶器来看，无论是楼阁、水井、灶台、生活用具等，其表现形式都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地域特点，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下面就这批陶器进行一一描述。
一、汉四兽足绿釉陶楼。这件陶楼通高４６㎝，通宽３８㎝，厚１１.５㎝，重９.４３０㎏。墓葬中出现楼阁模型，是汉代这一时期随葬品的显著特点之一，它是地主宅院的象征。该陶楼共分上下两层，造型简单大方，一层底座前后边沿四角上各有一兽足做的底座，楼顶为歇山顶。反映了汉代楼阁式的建筑风格和特点，直观的再现了汉代建筑形制特征和建筑技巧，因汉代的地面建筑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作为能体现我国汉代地面建筑的式样显得弥足珍贵，是一件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难得的实物标本。
二、汉绿釉陶井。该陶井通高２７.５㎝，井身口径为１３.３㎝，底径为１３.０㎝，重１.３１０㎏，形制简单，井身平口，浅腹，平底，露红胎，井栏井身合为一体，上置提梁形井架，井架上设有歇山顶棚盖，并设有滑轮，下部三分之一处为井身，上有三分之二为井栏，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汲水设施，勾勒出汉代农业生产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全景式画面。陶井是汉代常见的随葬品，井的发明，是古代社会迈入文明的标志之一，“蓄井以灌田”，汉代的水井既是对水利的有效补充，又是对水力的有效利用，并与时人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墓葬中井是绝对不能或缺的，它在汉代工农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汉绿釉陶三眼灶（图三）。该灶通长２６.６㎝，通宽２９.２㎝，通高９.０㎝，重２.６３０㎏。灶为长方形，正面开有近似方形的灶门，即烧火口，另一侧有一圆形出烟孔，灶台上有三个“品”字形排列的炉口，用于支锅。《汉书·五行志》称：“灶者，生养之本”，汉末刘熙在《释名·释宫室》中写到：“灶，造也，造创食物也”，锅灶是用来做饭的，看似简陋的器物，生死皆不可少，它是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和饮食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四、汉绿釉陶猪圈厕所。从收藏的这张陶猪圈厕所照片看，它是一件缩小的猪圈与厕所共用的建筑模型，为汉代随葬品的典型器物。该器物分为圈和厕，厕为歇山顶建筑，圈为长方形，内置一猪，这头猪长嘴肥耳、四肢壮实。汉代学童的教科书《急就篇》，“六畜蕃息豚豕猪”，
颜注：“豕者，彘之总名也。”《说文》，“豕，彘也”所以猪又称彘、豚、豕，是原始先民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两汉时期，“蓄猪以致富”已成为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其驯养的方式也由最初的原始的简单粗放的游牧方式发展为集圈养、圈牧、混养等多种方式为一体的先进的驯养方式。
《释名·释宫室》，“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或曰溷，言溷浊也。或曰圊，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汉代，较为普遍的厕所样式乃圈、厕相连，以使饲养、积肥并重，其中又以猪、马、羊圈厕最为流行。“厕中豕群出”已成为汉代的一种较为标准的生活方式。
五、汉绿釉四乳足陶奁。该陶奁通高１０.５㎝，口径１９.５㎝，直口，桶形，器腹较深，腹底及腹壁均露红胎，四乳足，器形规整，属古时盛放女性梳妆用具的器皿。还可兼做贮存美酒和食物的盛器。
《后汉书·皇后纪上》载：“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之物，感动悲涕，全易脂泽装具。奁，镜匣也，音廉。”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的“任宝奁尘满，月上帘钩”，又有宋代诗人王易简的《摸鱼儿：紫云山房拟赋莼》诗句“相思日暮，恨洛浦娉婷，芳钿翠剪，奁影照凄楚。”
六、汉绿釉陶耳杯（图六）。该类器物共３件。通长１０.５㎝，通宽７.８㎝，重０.２９０㎏。这三件耳杯，造型简练、灵活小巧，呈椭圆形，两侧各有一弧形耳，平底，底部露红胎。
由于它的形状像爵，两耳像鸟的双翼，在饮酒时，杯上可插上羽毛，意在催人快速饮酒，所以陶耳杯又名“羽觞”、“羽杯”等，作为“礼器”，它是汉代权贵饮酒的器具，一般人不可以使用，只有在高等级的大墓中才会出现，属于一种古老文化的传承延续，并不是农耕定居民族固有的文化习俗，正因为如此，这种耳杯不久就消失了。
七、汉弦纹三蹄足绿釉陶樽。这两件陶樽，通高10cm，口径19.5cm，重1.10kg。腹部施有两层凹弦纹、平底、三兽足，属于盛酒的器具。汉代《古歌》:“上金殿，著玉樽。迎贵客，入金门。”李白诗句:“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绿酒生微波”，“美酒樽中置千斛”，“金樽清酒斗十千”。
杜甫诗句:“盘飨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苏东坡诗句“一樽还酹江月”。欣赏着樽，读者这些诗句，让人浮想翩翩，使人想到了中国古老的酿酒史，想到了先民们饮酒的民俗风情，作为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的实物见证者，不仅可让人追忆到历史文明的遗风，而且让人依稀可见前人的生活习俗，审美价值的风韵。
八、汉绿釉陶案。该陶案通长４６㎝，通宽３１㎝，厚２㎝，重２.６３０㎏。呈长方形，底部露红胎。
九、汉绿釉陶碟。该器型陶碟共４个，三个大小相同，一个略大于其三，圆形、平底，底部露红胎，大碟直径７.５㎝，重０.３１０㎏。小碟直径４.５㎝，重０.５６０㎏。
十、汉绿釉陶勺。该器型陶勺共４个，通长１３.４㎝，通宽６.６㎝，重０.４９０㎏。通体施绿釉。
十一、汉绿釉陶碗。该陶碗通高７㎝，口径１５.５㎝，底径８㎝，重０.４３０㎏。敞口，弧腹，平底，底部露红胎，腹部施一圈凹弦纹。
总之，从乡宁县收藏的这批绿釉陶器来看，无论是楼阁、水井、圈厕还是陶奁、陶樽，亦或是灶、案、碗、勺、杯、碟等生活用具均为研究汉代釉陶器的制作工艺、汉代建筑的形制、葬俗葬制、政治经济生活、工农业、畜牧业等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模型，具有较高的文物考古价值，为乡宁县汉代考古的学术研究增添了重要的一笔，同时也可发现乡宁紫砂文化的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