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次发现与出土
清朝嘉庆十年（1805年），刘师陆（号清园）在凉州发现了3枚“凉造新泉”，这是一次神奇发现，开启了人们对凉造新泉的重新认识，为钱币学研究增加了新内容。
1972年西安何家村唐窖藏发现1枚出凉造新泉。物主邠王李守礼，是章怀太子（李）贤之第二子，章怀太子曾接任过凉州大都督，专家研究，此枚铜钱当为在凉州任都督时收藏；1983年《中国钱币》首次年会上披露。
1984年3月武威城东关修污水管道时出土一批铜钱，部分铜钱被民工及周围观看群众拿走，下剩部分文管会收回。其中拣出3枚凉造新泉；被围观群众和民工拿走了一部分，这些铜钱，有武威个人收藏的，也有流散到外地的，其它名称的货币无法统计，仅“凉造新泉”一币，据目前所知的就有9枚之多。1989年10月甘肃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在本市西营乡宏寺村三队南约五百米修水渠发现古钱窖藏一处，共清出古钱币约90余斤，17000多枚铜钱，其中发现凉造新泉8枚。1990年又在这里出土铜钱13000多枚，其中发现凉造新泉10枚。几次发现十六国时期的货币3万多枚，仅凉造新泉数十余枚，这是这一时期钱币研究的重大的发现。
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2万枚，同时出土钱币及凉造新泉，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89年，在宁夏盐池兴五营旧城子附近发现的10余枚古铜钱中，其中有凉造新泉1枚；相继在甘肃临洮、敦煌及新疆和阗等地均发现有凉造新泉出土。凉造新泉的出土地及流通范围在陕西西安、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武威、临洮、敦煌及新疆和阗、宁夏盐池等地。但从出土凉造新泉的众多地区来看，武威（凉州）出土的最多，认识趋向统一。
二、诸多争议与研究
清嘉道年间著名金石古泉学家刘师陆（号青园），山西洪洞县人。生于乾隆晚年，嘉庆廿五年(1820年)进士。刘氏博雅好古，所藏金石古泉甲于一时。清嘉庆十年（1805年），刘氏集泉于甘肃凉州(今武威市)，曾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重要发现，得到了3枚“凉造新泉”。他怀疑是前凉张轨所铸，遂请教著名钱币学家翁树培，得到翁的肯定。李佐贤《古泉汇》：“刘青园有3枚，俱得于凉州”。由于当时的凉造新泉存世极少，对于钱文的识别尚存歧义，叶德辉就坚持认为是“凉造制泉”。在《古钱杂咏》卷二：“辉（叶德辉）按：此钱文曰‘凉造制泉’，大如五铢，余藏有此品……盖篆文漫漶，误认为‘新’，余藏者字划明朗，实‘制，字也’。”钱币学家戴葆庭对于它的铸造时代究竟是新莽还是前凉，持存疑态度。这一时期因时代的局限，钱币学者和研究收藏家大多是争奇斗艳，追求所谓的“珍品”为目的，而对这些珍品的出土经过未能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综合研究，使这些珍品变成了“孤品”。
民国时期的《泉币》第一期、第九期分别对当时所收藏的凉造新泉作了介绍。据专家估计，建国前流散于国内外收藏家手中的约有30多枚。凉造新泉的记载见于《吉金所见录》、《古泉汇考》、《春草堂钱式图》、《沐园泉拓》、《东亚钱志》、《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录》等钱币学书籍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有了空前发展，钱币学、货币史的研究，也通过采集或发掘获得大量珍贵可靠的资料，因为有出土地点、地层和共存物作依据，在推断钱币的铸造年代及其流通范围有了很大进展，逐渐摆脱了旧古钱学“以钱论钱”的影响，填补了很多前人无法涉足的空白领域。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的1958年版中也未将此收入，在论述这一时期货币时仅提到“丰货”与“汉兴”；到1965年版时，始增入“凉造新泉”，而且断代语气并不肯定。1984年《中国钱币》第4期首次报道了1972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一批窑藏中发现了1枚凉造新泉，研究者认为是前凉所铸，章怀太子曾任凉州大都督时收藏。
总体来看，对于凉造新泉的研究，此钱为凉州所铸，史学界的观点始终是一致的，因为它大都发现于凉州，因此主要流通范围也在古代凉州所辖地区，并且钱文明确铸有“凉造”二字，所以凉造新泉应是代表地名“凉州”所铸的钱，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对于它的铸造年代，史学界争论很大，归纳起来大致有几种观点：
一种认为是王莽时期凉地所造或是东汉初年窦融所铸。其主要依据是：1.凉造新泉的形制、制作、书法皆酷似新莽的“货泉”；2.凉造新泉形制、文字与新莽“货泉”如出一模；3.凉造新泉之“新”字乃记莽之国号；4.凉造新泉为莽时凉地所造。
另一种认为是十六国时期前凉张轨及其后人所铸。其理由是：《晋书•张轨传》有记载，“索辅谏言于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断凉造新泉为前凉张轨铸；也有人认为张轨曾铸另外一种五铢，是误解了史书的语句。但在用钱之后，他自已的政权或是统治下的人民铸造五铢，却是有可能的，遗留下来的凉造新泉，可能是张轨的后人所铸。
还有一种认为“凉造新泉”,则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
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武威几次出土了十六国时期的大量货币，通过对这些钱币的系统整理研究与科学综合分析，对凉造新泉的铸造、流通区域和使用年代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认识。对凉造新泉的断代有了新的进展，并找出了一些规律性依据：从伴随凉造新泉同时出土的其它货币来看，“铸造年代最早的是秦汉半两，铸造年代最晚的是后赵石勒（319—351年）所铸造的丰货钱”。凡伴随有凉造新泉出土的货币窑藏，均有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铸造的“丰货钱或后汉李寿（318—343年）在四川铸造的“汉兴”钱。由此可以肯定，凉造新泉的使用下限期不晚于前凉时期。这为研究凉造新泉的铸行年代及流通区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可考的根据。与此相反，在武威三国及两汉时期发现和出土的窑藏钱币中，均未有一枚凉造新泉发现，即就是在武威雷台汉墓，出土3万多枚铜钱，为这一时期墓葬铜钱数量之最，也未发现一枚凉造新泉。
因此，可以肯定凉造新泉为十六国时期所铸，前凉铸钱的可能性最大。同时根据出土的不同版别，还对它的版式进行了研究探讨，从已发现发现的凉造新泉，至少有三种以上的版式。
作者简介：黎大祥，甘肃武威人。曾任武威市博物馆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兼任甘肃省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甘肃省历史学会及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在各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武威文物研究文集》《武威历史文化丛书•文物精粹》等，主编《武威文物精品》《馆藏水陆画》《馆藏名匾》。
文章转载自“凉州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