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簋，为盛食器，一般流行于商周时期。西周时期，它与青铜鼎组合，在祭祀与丧葬中，形成了区分身份等级的鼎簋制度。
青铜簋，一般为圆腹圈足，有些带盖。为了搬运方便，大多带耳，一般做成兽首状。从两耳、三耳到四耳。
四耳青铜簋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
目前，国内外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所收藏的四耳青铜簋，不超过二十件。
除了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收藏的几件，大部分藏于国内文博机构。
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收藏于国内的十几件“四耳青铜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两件天亡簋
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有人说在岐山出土，有人说在眉县发现。
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
短圈足，带方形底座，兽耳下带方形垂珥。
器内底有70多字铭文，记载的是周武王祭祀文王以及天帝的活动。
宜侯夨（cè）簋
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县烟墩山（今江苏镇江新区烟墩山）
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
高圈足，圈足上有四个扉棱，位于兽耳正下方。
器内底有12行120字左右铭文，由于出土时底部被打碎，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修复得不够理想，给释读带来困难。铭文大意是周王册封夨，让其到“宜”这个地方为侯，赏赐了他大量的财物。
宝鸡青铜博物院藏有两件都是1981年在陕西宝鸡西关纸坊头一座西周鱼国墓中出土。
（“鱼”正确写法为，左边一个“弓”右边一个“魚”。）
鱼国在目前所见的古代文献中不见记载。
西周鱼伯四耳方座簋
通高38.7厘米，口径26厘米，腹深12.5厘米。重9.35公斤。
带盖，下有方形底座。
器盖内壁有铭文六字——“鱼伯作宝尊簋”。
西周四耳簋
通高23.8厘米，口径26.8厘米，腹深15厘米。重8.4公斤。
侈口圈足，器腹外上下有两圈乳钉纹，中间夹着一圈直棱纹。
每个兽耳及垂珥上，都有六个大小不同的牛首浮雕或图案，共二十四个牛首纹饰。
陕西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藏“乳钉纹四耳簋”201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石鼓山墓地4号墓。
通高30厘米，口径34.6厘米，腹深18.8厘米。重18.35公斤。
敞口圈足，器腹外壁纹饰与宝鸡纸坊头出土的四耳簋相似。不过，器腹外的乳钉纹为尖刺状。
美国华盛顿的弗里尔美术馆，有一件造型相同的四耳鼎。
另外，弗里尔美术馆，还藏有另一件四耳青铜簋——太保簋，是“梁山七器”之一。圈足，兽耳下有方形垂珥。器内底有4行34字铭文，大意是太保受周王之命平叛成功，受到赏赐。
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四耳簋”两件1998年1月，出土于河北鹿邑太清宫隐山
两者外观基本相似。高圈足，兽耳下带长方形垂珥。内底有铭文，字迹模糊，好像是“子”。
完整的一件，高14.4厘米，口径20.2厘米，重3000克。
出土时破损、后修复的一件，高13.3厘米，口径20厘米，重3420克。
这两件“四耳簋”与故宫所藏“荣簋”外观及纹饰十分相似。
故宫博物院藏“荣簋”清宫旧藏
高14.8厘米，宽28.8厘米，重1公斤。
器内底有5行30字铭文，大意为正月甲申日，周王接见自己的叔父荣，并赐予其大量财物，荣因此作青铜簋以纪念。
首都博物馆藏“班簋”也是清宫旧藏，后流落民间，1972年在废品站发现其残片，拼接后只有原件的三分之二。1973年夏，进行修复，同时根据《西清古鉴》收录的铭文拓片，复原了器内底铭文。
短圈足，兽耳下的垂珥为内卷的象鼻。象鼻为足，撑起器身，与北京大学收藏的伯簋相似。
器内底铭文为20行198字，记载了毛公受周王之命东征，三年平定。班作青铜簋纪念此事。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藏“伯簋”1982年，出土于山西曲沃县曲村—天马遗址M7113墓。
通高25厘米，口径19厘米。重3510克。
带盖，撑地的象鼻外翻。
器盖内以及器内底，有相同的三字铭文——“伯作簋”。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臣谏簋”1978年，出土于河北元氏县西张村霸王岗
通高13.1厘米，口径17.1厘米，腹深10厘米。
敛口，卷沿，束颈，圈足，垂珥几乎贴地。
器内底部有铭文，不过被腐蚀得太厉害，残存的有8行70余字，内容与邢侯抵御戎人有关。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有一件与某任邢侯有关的四耳青铜簋——邢侯簋。圈足，兽耳下有短垂珥。器内有8行68字铭文，内容为某年三月邢侯受周王封赏。
随州博物馆藏“四耳方座簋”2007年，出土于湖北随县安居镇羊子山4号墓，为某代鄂国国君的墓葬。
通高28.8厘米，口径21.5厘米。重7189克。
直口，方唇，高圈足，下有方形底座。
器内底部有五字铭文——“□作宝尊彝”（第一个字不认识）。
上海博物馆藏“鄂叔簋”上世纪五十年代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所得。
高18.7厘米，口径18.2厘米。重3860克。
高圈足，兽耳下有方形垂珥。下有方形底座，底座内挂有一个小铜铃。
器内底有六字铭文——“噩叔作宝尊彝”。金文中的“噩”，现在一般写作“鄂”。
此件青铜簋可能与鄂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