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政治导向深刻影响文学的发展，庙堂化进程是清初文学重要的发展脉络之一。正统性是清初政治的核心命题，清廷借博学鸿儒科联动朝野文人形塑其正统地位，将政治诉求与赋体特性相融合，奠定了兴起文治的社会认同基础。
“和声以鸣盛”是文学庙堂化的功能指向，清初庙堂文学观念形成由“朝”向“野”层级泛衍的扩张形态，但是政清和的文学图景与战事接续的社会现实存在矛盾。
清初，统治者强势占据士人的文化与文学话语权，通过“文化—文学”的心态因应，实现文学规约性、文人顺从性的内化。以庙堂文人为代表的士人身份认知的转变，渐衍明、清文学之异调。
清朝以异族身份凭借武力入主中原，正统性的内生焦虑和外在质疑始终挥之不去。因此，清朝统治者迫切希望构筑符合本朝政权性质的正统观念。“正统”，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统”代表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正”意味着唯一性、排他性。清廷入主中原后实施一系列政治文化举措，笼络朝野文人、宣扬正统地位，力求产生更为显著的社会效应。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当属康熙十八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清朝以特科征召的形式带动朝与野、中央与地方的文人参与王朝正统性的文学建构，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康熙皇帝命令内阁大臣拟呈考题，并拣选确定《璇玑玉衡赋》与《省耕诗》二题。
“璇玑玉衡”与“省耕”的政治寓意相辅相成，分别对应清朝敬天、勤民的施政纲领，“正统性”是贯穿两者的内在环扣。博学鸿儒科的诗、赋考题将官方正统观念融入文学表达，达到了强化士人政治认同的目的。
《璇玑玉衡赋》主要根据“璇玑玉衡”的双重政治寓意展开文学演绎：其一，帝王是天命意志的代表，“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玑衡乃政权授之天命的显象载体，其所示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外证；
其二，“天命有德”落实在政权的实际运作中，必须以德政来巩固民心、印证天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民心向背是检验合法性的现实依据。
康熙帝“治道在崇儒雅”的追求，落位于“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的文体论断，赋予赋体重要的政治使命。赋体的铺陈特征与正统观的阐释逻辑珠联璧合，具有营构清朝意识形态、宣扬政治认同的文学功能。
康熙帝授意编纂《历代赋汇》，“学者沿波得奇，于以黼黻太平，润色鸿业，亦足和声鸣盛矣”。
赋体“和声鸣盛”普遍化与泛化，美颂、奉谀之态成为基调，而“正统性”言说及演绎逻辑反倒退居次席。文人作赋伊始即已默认文学创作附丽于政治，赋体创作的庙堂化趋势也被进一步巩固。
文学风气的发展走向，关涉多方面话语权力的角逐与制衡，而庙堂文学话语的力量举足轻重。
“在清初的历史语境中，满族帝王与汉人士林之间一直就对什么是‘文化的内涵与形式，以及如何在政治治理范围内理解礼乐教化的意义不断进行着相互试探。”
礼乐教化的调适与重塑，依靠帝王与士林的通力合作。若置于整体的文化视域下，清初文学话语也处于朝野间“相互试探”、相互渗透的过程中。
“正变与温厚和平的问题在清初的诗学中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诗学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统治者越来越注重文学笼络士心、振兴文治、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
清初政治导向下的文学审美观与功能论，产生了典型的庙堂化趋向。康熙朝的庙堂文学场域呈现单一核心、多重层级的文学表现形态。
从政治文化的控制力来看，政治权力中心亦即文学权力中心，皇帝居于核心地位，这并非由文学创作水平或审美价值自然形成的中心。阁臣、翰林等文人是承接的外围层级，并继续向中下层文人形成网状、发散式的层级泛衍。
庙堂文人意识到文学理想形态与现实的鲜明反差，常常有意地弱化双方矛盾、强化庙堂性指向。这些论调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凸显诗人的忠孝之义。
李霨评陈廷敬《北镇集》：“穆如忠孝之思，而沨乎雅颂之遗音”“庶令读者不比于羁人游子之词，而归其性情于正也夫”。
王材任评方象瑛《锦官集》：“盖太史以胸中平日忠孝之理，天地民物递欢递戚之故，图之于蚕丛鸟道之间，盖至是天险尽而人情出，太史其能已于言乎！”其二，肯定诗歌心系民生、反映民情的志怀。
徐乾学提出：“学诗者终日研穷声病，而志趣不过虫鱼月露之间，诚以风谣政治民情物态为之本，则大矣。”其三，寄望于清朝统治下即将实现的治世愿景。
施闰章论曰：“古者大夫奉使有行役之诗，所以宣郁达情，纪风土而佐化理也。兹当粤西兵火之余，得士知人，振兴文治，使传其声诗，相与咏歌，日进于雍容麟炳之盛，其在斯乎？”
显然，这些论述力求调和治世形态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忽略“刺”的文学维度，以求契合庙堂化的文学功能论。
可见，在王朝初兴的“清初”，“和声鸣盛”的文学功能是清朝稳定社会民心的需要，而作为易代之际的“清初”，兵火战乱后百废待兴的民生困境，尚不足以支撑庙堂文学的治世图景。两者既难以分割，又尖锐冲突，构成了清初文学的复杂张力。
“文化—文学”因应的庙堂化进程清代统治者非常注重思想教化，软硬兼施的政治规约是其重要保障。以清初江南三大案为代表的残酷压迫暴露了思想教化的“威劫”性质，而在柔性方面，清朝推行崇儒重文之策，宣扬儒家文化、尊奉程朱理学。
文学思想的规约是文治方略的组成部分，康熙、乾隆皇帝自觉地占有文学话语权，介入文学的方式愈加多样、程度逐步深化
“与圣祖仅以编纂大型文学总集、类书推动文学事业不同，高宗非常明确地要以自己的文学趣味左右文坛风气”，“挟九五之尊的话语优势将自己的文艺趣味施加于臣僚士民”。
统治者力求加强文学的政治规约性，在显性层面，试图确立文学审美的庙堂化导向；在更深刻持久的隐性层面，竭力转变文人的身份认知和文学心态，强化其政治依附性和顺从性。
明、清两代士风的变化导致文学理想产生显著差异。在皇权的强势主导下，文人的顺从心态更加明显，政治文化的规约渗透文学观念，融入赋、诗、文等文体的创作旨趣。
在赋体方面，赋的内容充溢着奉承帝王、颂赞清朝的浮泛谀辞，产生以揄扬美赞为主调的颂化倾向。在文章方面，清廷不断强调厘正文体，倡导清真雅正的训旨。
相较而言，明代前、后七子和云间派“对社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参与精神，先后投身于反对刘瑾宦官集团、严嵩集团的活动和抗清斗争”，“他们的诗学理想，与他们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是相关联的，与他们的个人生活、现实作为也是相关联的”。
而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主要着眼于文学思想的提炼、整合与转化，更偏重艺术性、审美性理论范畴的系统化；在身份意识上则凸显“文人”“学人”“诗人”等分化，职业性、专门性增强，而“士人”身份的道义性及其价值追求则相对地被削弱。
清初文学思想的发展，体现出文学审美与政治导向相互融织的特征，注入了清朝的政治文化诉求。庙堂文学话语融合形塑正统的政治主旨，并产生向外辐射、涵括的动能，联动朝、野文人以求实现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共振。
其实质是加强清初文人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归依。在皇权的强势规约下，文学思想也相应地出现政治规约性和顺从性的内化趋势。庙堂化的文学功能论虽然强调“和声以鸣盛”，但清初战事频仍、百废待兴，理想图景与现实镜像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清代文学的庙堂化进程，在乾隆皇帝南巡时达到中央至地方、庙堂至山林，多方聚合、默契合作的高峰。与此同时，注重自我的性灵文学也在此时蓬勃涌动，昭显着文学发展的另一路径。
《御选古文渊鉴》
《近代诗学论略》
《陈维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