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姐弟三人从很小就从老妈妈们和本家们的悄悄议论中知道了我们的亲生母亲王姨太如何善良、可怜，也知道了她是被陶氏毒死的。我们虽然和陶氏生活，但丝毫谈不上母子或母女的感情。一切都是按照礼教家规相处。我们自幼丧父，除了姐弟三人没有其他亲人，这种处境使得我们姐弟感情较一般的手足之情更深，我们从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因为什么事哭闹过。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每年我们三人去给母亲扫墓的情景：在那望不到边际的千年古林里，我们三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向母亲的坟墓磕头祭拜后，长时间默默地呆在坟前。每当这时候，我心里总是感到我们姐弟格外亲近，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三个是亲人。
大姐孔德齐嫁给北京冯恕的小儿子。冯恕是清朝的著名书法家民国以后，他家又开了北京电灯公司，任过经理，冯恕的夫人冯老太太曾多次来过曲阜，那是个十分慈祥的老太太，她非常喜爱我。
原想要我嫁给她的小儿子，因为年龄相差较大，才改为和大姐订亲，并认我为干女儿。在大姐结婚那天同时认干亲，送来许多银筷、银碗之类的认亲礼。
大姐十七岁结婚，冯老太太和他的女儿冯四小姐亲自来曲阜迎亲，借住在东五府。冯四小姐后来一直和大姐很好，在大姐寂寞、冷落的婚后生活中，给了她不少的安慰。大姐结婚时，孔府跟去两个人，一个是男仆吴建文，还有一个女仆席嫂；不久，席嫂被打发回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开支。
在大姐结婚后，孔府里只有我和小弟了。我们的年龄也渐大，更懂得了手足之情的珍贵。每天晚上睡觉时，暖阁里我对面的大姐那张床空着，我心里总很难过，白天去学屋读书，少了大姐也显得冷落多了。我和小弟的感情就更加亲密，我们不大找小伙伴们一起玩了，更多地两个人单独在一起。那时候，小弟会客的次数多起来，每当有人来拜访他，我就一个人等着他。我们也不“过家家”，跑竹马了，常在放学后到后花园或老菜园去散步。孔府的老菜园在外面与孔府隔着一条小街。我俩每次都走厨房旁边的角门，绕过一贯堂从后门出去，一个当差的也不带。那时，小弟的日记中，每天都提到我，下面是连续几天日记的摘录：
三月五日“午饭后即同二姐往东西五府、北府一贯堂拜年，五时回家”三月七日“四时下学同二姐往老菜园散步。”
三月八日“同二姐在书房闲读，说故事”
三月九日“余同二姐往林致祭”
三月十一日“同二姐拍球二小时又书对联六副”
三月十二日“五点下学同二姐往后园游戏”
三月十三日“同二姐在家随意写对联大仿游戏，四时住后园散步五点回家”
三月十五日“老师出门即同二姐谈说故事，十一点命花将运花置于案上，前为水仙，后为红梅，左置鱼瓶、右设果盘，并用鲜花四盘统一瓜盘甚为可观。”
大姐结婚后经常从北京回来，总是独自一人，只有吴建文跟着侍候。每次来都带一些北京的小礼物，如首饰小工艺品之类，送给童年的伙伴朱二妮、刘三元的妻子等人，也带来一些“洋”货，其实也都是些极普通的物品。但因为孔府里的生活那时仍然很守旧，所以觉得新鲜。比如：大姐从北京带来一只暖水瓶，孔府里的人便围拢来看，那时虽是三十年代了，我们却从未见过暖水瓶，觉得十分新奇，不懂得不用火却能保温的道理，整个孔府里五、六百人，就这么一只暖水瓶，真是当宝贝，我们收藏起来，轻易不用。
大姐还带来了一只橡皮的暖水袋，我们也没见过。有一次刘三元来找我们，他和我们很要好，小弟就把这只暖水袋送给他了。他拿回家以后，他父亲急坏了，以为他拿回了什么珍宝之类的稀罕物件，立逼着叫他送回来，不敢要。——如果赏给个金戒指，或者赏几斗粮食，那是认为无所谓的，但这暖水袋却不敢要。
大姐婚后第二年，独自回娘家来住了几天。当时冯老太太去世不久，她正服孝。身穿一件灰色旗袍，戴白色耳坠，脚穿黑皮鞋，神色忧郁，沉默寡言，一点没有做姑娘时那种无忧无虑的风采了。我问到她在北京的生活，她什么也没说。其实，我们心里也都明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坏都得认命。大姐临走时，和我在后花园的草地上照了张像，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是我们姐妹俩最后的一张合影。
事后我才知道，大姐的丈夫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他拼命地向大姐要钱，要大姐的陪嫁。有一次，他要了大姐的钱去买了辆小汽车，弄了一车女人，他亲自开车到处兜风，因为技术太差，出了车祸，撞在电线杆上，把满嘴牙都撞掉了，换了一口假牙。这些情况都是吴建文来孔府时悄悄说的，大姐为了满足他丈夫金钱上的需要，每次回家来，总要带些金子回去，怕别人知道了笑话，都交给吴建文带在身上。我们怕大姐难过，也不敢再提起她丈夫的事，又不敢当面给她拿取金银首饰，怕她不好意思，只是在她自己去取的时候，我们假装不知道。但我们心里很难过，很心疼她；而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她的苦衷的是在我结婚后，因为我的处境也完全和她相同。我是在十三岁订婚的。记得那天下午我正在园中玩沙子，老妈子传话陶氏喊我。我进到房中，陶氏笑着递给我一张二寸的小照片，上面是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头像。陶氏说：“给你找了老婆婆家了。”我把照片一扔，跑进里间，进到暖阁里，上了床把帐子放下来。因为害羞，老半天躲在帐子里不肯出来。从此，我就算订了婚了。
我的丈夫是北京柯劭汶的小儿子柯昌汾。柯劲志是清朝著名历史学家，清史馆馆长，是个翰林，教过溥仪读书，溥仪登基后曾任清宫行走。柯劭和徐世昌是换帖兄弟，徐极赏识他，在徐任大总统期间，下令将柯劲忞修改的《新元史》列为中国正史第二十五史。徐世昌并将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柯劲志的一个孙子，两家结为姻亲。柯劲态的夫人吴芝芳是清代著名散文家吴汝纶的女儿，很擅诗词。她的姐姐吴芝瑛也是博学多才，和秋瑾女侠是好友，秋瑾女侠被杀害后，就是吴芝球去收的尸。
柯劭汶有三个儿子，大儿柯昌泗，二儿柯昌济，都是甲骨文字学家。小儿子昌汾最受宠爱，也最不成器。
我和大姐德齐的婚姻都是陶氏订下的，都在北京，说是别的地方不好找门当户对的，但我总疑心这里还有一层别的意思——我们幼年，她带我们姐弟去过北京她娘家，她娘家的好多人更是经常来孔府，是陶氏掌管孔府大权的帮手，陶氏希望我们姐妹都嫁到北京，和她娘家来往密切，这对巩固她娘家在孔府的势力是有利的。
小弟十五岁那年，我结婚了，结婚前三天，小弟给我“过礼”（送嫁妆），在数百抬嫁妆中，头一抬就是个大措木如意。
孔府有两件祖传的无价珍宝——两个像写字台那样大的楷木如意，上面精工雕刻着一百个小孩，相貌姿态各异，形象生动逼真，在中间是一个老头子，那是周文王，一百个小孩是他的一百个儿子。这就是“文王百子图”。楷木如意是孔府赠送贵宾的一种特有的礼物。相传孔子死后，他最心爱的弟子子贡守墓六年。六年期满临走时，一边哭，一边将服丧用的楷木哀杖插进地里，眼泪也落进地里，那楷木竟发芽长成大树，繁殖起来。孔子后裔用楷树的木头制成如意馈赠贵宾，至于一般客人，则只送金玉之类的如意。但就是赠送贵宾的楷木如意也是很小的，我上面说的这两个大如意，孔府只有这么两个，已经传了千百年了。后来把这两个如意给我和大姐每人一个，做为我们结婚的嫁妆。孔府还有一对大金钟，镶满了钻石珍珠，也是给我们一人一个，我们的许多嫁妆都是相同的，甚至我们的命运也相同。
如意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幸福的象征。但我和大姐的婚姻实在是不如意、不幸福。
我结婚，是小弟德成送的亲，在曲阜借住孙宅房子举行婚礼。因为我的公公柯劭志病重，就由我丈夫的大哥柯昌泗代替家长陪同来；我还记得结婚那天一早起来，王妈妈就给我梳头，梳完头叫我吃了两个煮鸡蛋，换上衣服，坐在前堂楼堂屋的正中间等轿子来娶。当差的和老妈妈们都穿着新蓝布褂子。我穿戴着凤冠霞帔、乘八抬金顶花轿，孔府大门口搭着红布牌坊，院里都搭着彩棚，门外挤满了围观的人。奏乐声，鞭炮声不断。我什么也看不清，听不到，恍恍惚惚的，当时正值酷暑，我头戴凤冠、珍珠翡翠一大堆，穿着霞帔，大长裙子，闷得我出了一身汗，把里面的衣服都染红了，可是当时自己也没觉得。
我结婚第二天上午，小弟就去孙宅看我，下午我们又回门磕头，在后花园凉亭请客吃饭。本想婚后在曲阜多住些日子，但婚后第三天，北京来急电柯劭忞病危，于是匆匆忙忙地告别家乡，赶赴北京。从此，就结束了我在孔府的生活。上车的时候，我穿着一件粉红旗袍，旗袍下摆绣着一只大凤凰。告别了亲人和家乡，告别了我的朝夕相处的骨肉兄弟，挥泪远去北京了。
在我快结婚的那些日子，小弟的饭量大减，我还记得临别时，他说：“你和大姐都走了，府里就剩我一个人了。”他说话时神情凄然，一点不像个孩子。
我离开曲阜的第二天，小弟就病了。当时刘梦瀛不在曲皇，请的乔先生看病，不知是因医术差些还是什么原因，拖拖拉拉地治疗了多日才痊愈。老师知道他想念我，对他格外照顾。他生病时就叫他住在家里的院里。在他病好以后，除了上学，不让他到后花园或内宅来，怕触景生情，总是带他到外面三皇庙去看戏或到迎宾楼饭馆吃饭，并借我们的三爷孔印秋生日的机会，请客摆筵，想给他解闷。小弟很感谢老师的关怀，但是实际上这也无济于事。我结婚后，他为自己又起了个字叫“子余”，就可看出他的心情，孤独一身，无限寂寞之意。“子余”这字后来他还时时使用。他给我写了许多诗，虽然不是什么佳句，但最能打动我的心，当我远离家乡，婚后又琴瑟不和，郁郁寡欢，思念亲人；每当读到小弟来信，常是泣不成声，反复诵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依稀记得一些。
我结婚后也经常回孔府，有时是和大姐同去，有时是我自己去，每次回去，小弟都欢喜若狂，不去上学，终日陪伴着我。
这个时期，小弟的学习更为勤奋，一般情况他绝不肯停课。即使有中外要人来拜，客人刚走，他就立即回书房念书，无须老师提醒：在性格上也逐渐摆脱了孩子气，思想开始成熟了。除了老师规定的功课，他很喜欢钻研董仲舒的礼，向往着有所作为，他曾写过这样的句子：“长龙远飞驾、天马自行空”，“于古人书无不读，则天下事大有为”，“松风临水朝磨剑，竹月当窗夜检书”，对于世势，有感而发写道：
“回首茫茫世如何，且看沛里数只荷，
荷残犹能发新枝，谵晚雨声潇潇多。”
我和大姐都住在北京西城，她住在羊肉胡同，我住在太仆寺街，相隔不远，经常来往。自从我到了北京后，大姐显得快乐多了。但每想到夫妻关系，出于旧礼教的观念，又不大愿意说自己丈夫的坏话，常是姐妹二人默默对坐着。然而我结婚不久，因为我的丈夫在天津做事，就随同来天津居住，我和大姐又分开了。
在天津时，一天突然接到冯四小姐打来的加急电报，大姐病危，要我速去。我当即动身回到北京，大姐已经昏迷不醒，北京的名医孔伯华刚诊断完毕，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开了些药就走了。我亲自用小匙喂汤药，已经很难下咽。当她醒来，费了好大力气说了一句，“不用喂了”。以后嘴角微动，想说什么而无力说出，只是看着我，眼里无限哀伤，眼角挂着一滴冷泪，辞别了人世，现在回想起来，那情景历历在目，使人心.碎。
大姐去世时，她的丈夫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怎么回事，竟然也落泪了，真没想到。
大姐停止呼吸后，嘴唇和手指甲都呈黑色，据说是服毒的反映，当时是抗日战争初期，小弟德成正远在重庆，音讯不通。曲阜孔府只有本家亲戚代为照料。因为大姐的死很值得怀疑是自杀，所以孔府派了个本家到北京来与冯家打官司。孔府当然给了一笔钱作为打官司的费用。孔府派的人到北京后，冯家觉得这事张扬出去，名声不好，就贿赂了来人五百元大洋。结果官司没有打，孔府派的人带着孔府给的钱和冯家贿赂的五百元大洋逃跑了，下落不明。多年后才听说他到青岛享福去了。抗战胜利后，德成曾来过北平亲赴大姐停灵的法源寺致祭，并且题了诗，在灵前停留很久，非常伤心。
大姐死后一年，我和丈夫、孩子又回到北京，仍住在太仆寺街。
太仆寺街柯家是一片很大的宅园，其中东大园及其楼房被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名高级军官强占；后面有一部分租给当时的警察局长居住；我们自己只余下四、五十间，大哥柯昌泗、二哥柯昌济都已分出另过，两个姐姐也都结了婚，柯劲忞去世；人口很清静。
我的丈夫日夜不在家，偶回家来，多是向我要钱，要珠宝首饰，而且态度极粗暴。我在孔府从来没看见过像他这样发脾气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是毫无抵抗能力，只有我的王妈妈敢为我争辩，但她终于也回曲阜了。后来到底是我所有的陪嫁珍宝钱财、碑帖、字画全到了我丈夫手里。
那时小弟远在重庆，音信不通，大姐又去世了，孔府内又没有亲人，不便回去，我独自在北京带着一对小儿女，卧室后面有个花园叫“蓼园”，因那园中有许多野生的蓼花而得名。
我的公公柯邵曾写了一本诗集《蓼园诗抄》。卧室有个小门通向墓园。我每天总要长时间在园中散步或闲坐，我在北京生活很寂寞，非常思念家乡，思念手足。“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中秋节，我常常想起孔府内宅前上房的院里两棵大石榴树，我在孔府时，常和小弟在中秋节采摘那树上的石榴，我便在葵园，我的房门两侧各种了一棵石榴；想到我们姐弟每天去书房读书必经过一棵大腊梅树，常在腊梅花前玩耍一阵，便也在貧园栽了棵腊梅花。还有在蓼园种了两大盆荷花，也是因为想到孔府后花园里的荷花。总之借物托情，寥园里许多处都流露着我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思。我也常常在寥园的花前树下，向我的女儿讲述那一个又一个有关孔府的故事，和我童年的生活。
太仆寺街和柯家毗邻的是曲阜孔府设在北京的官哪一活。圣公府，大概建于明末清初，规模自然不能与孔府相比，但也相当大。我的父亲在世时每次来北京都是住在这里，后来也是在这里去世的。
随着孔府的衰败，太仆寺街上的圣公府也破落下来。油漆斑剥，症顶长着枯章，逐渐住进了一些外姓人，但他们大多是住在前面两进院子里，因为和孔家是亲友关系，被允许住在那里。里面的几进院子和正房，仍是住着孔家的本家。
大约也因为这圣公府和柯家是近邻吧，孔、柯两家来往很密切。我的父亲孔令贻和我的公公柯劭志是多年至交，他俩也常在皇宫见面。父亲生前曾当面托付柯劭态为他死后写墓志铭，在父亲死后与陶氏及我的母亲合葬时，柯劲忞为我的父亲写了墓志铭。
在圣公府里住着我的一个远房叔叔，他和柯昌泗是换帖兄弟，和冯恕家也很熟悉。我的婚事，大姐的婚事，都是他做的媒；因为我们姐妹婚后生活都不美满，所以和这位媒人也不太来往。在圣公府最里面一进院子，还住着一位老太太，比我高五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本家，我和她来往密切。小弟德成的婚姻就是她做的媒，德成的夫人孙琪芳是她的娘家侄女，竟差了四辈。
圣公府里还住着一些孔姓本家，与我也常来往。我在北京时，因为有了这个圣公府，解脱了不少乡思。曲阜十二府里有的本家，后来因生活原因也迁到北京圣公府；有一位十二府的十一婶，我在孔府还时有走动，她来到北平后也常来玩；但她同样是不幸的，后来服鸦片自杀了。
在那不幸的年代，大家族中的妇女多是悲剧式的人物。我记得圣公府里还有一个远亲，那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子，他有个很年轻的姨太太，模样也很好，我结婚来到北京时，她已经疯了，终日坐在圣公府门前哭笑，我没问过她疯的原因，但那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