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被批斗开始，平日里经常去我家玩的人几乎没有了。这不全怪人情薄，而是不敢去了。一是害怕成为被“拉拢腐蚀”的对象，二是害怕给我父亲增加罪名，加重处罚。但到夜里，父亲回家以后，还是有个别人来家里看看，坐一会儿，说几句安慰的话。这个刚走，那个又进来了。先来的进屋坐，后来的在外面等，谁也不敢让人知道他来看过这个“阶级敌人”。
文革前的大队书记大胖是个不错的人，他在任时没有这样的残酷批斗。有句俗语说什么？“好人没长寿”，人嘴臭啊！文革前夕的一天晚上，听说是大队干部开会时，他突然觉得心里不得劲，几个干部用一张小床抬着就往医院跑，没出庄就已经停止了呼吸。按现在的病例，很可能是急性心梗。
老书记去世后，新任书记朱齐正就是我在学校一个邻座的同学朱连庄他父亲，也不错，但我们不是一个自然村的。虽然每次批斗会都是大队主持的，但他从没有参加过批斗会，更没有打过人，甚至没有见过他出现在任何一次批斗会现场。父亲被批斗最频繁最残酷的时期，他曾在一个深夜去过我家一次，跟我父亲说：“中堂哥，你得想开，现在形势到这儿了，谁也没办法，我当书记也不敢多说一句话，看着你这一大家子人，你就受点委屈，忍一忍。我也不敢常坐，我来看看，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好。”
父亲被批斗“筛罗”的时候，前期大队老秘书国恩叔替他被“筛”过。后来老秘书不干了，我的老师杨三性常以参加批斗会为由，在“筛罗”时把我父亲拉到自己的位子上，自己在中间顶替一阵。
批斗会结束后，杨老师送我父亲回家，父亲跟杨老师说：“这样儿不中，把你打坏了咋弄？”
杨老师总是说：“没事儿，我年轻！”
就是这段时间，贺楼村的闫铁块（长征期间徐帅的马夫）突然来过我们家两次，要我父亲搬回贺楼居住，父亲说：“去到一个新地个儿，人生地不熟的，贺楼的人再不承认我是那的同宗，多难看呐！”
闫铁块说：“难看啥？我放的有家谱，都知道祖上的看桥兄弟有两个，因洪水频发，一支迁居贺楼，一支迁居冯庄。你我本就是一家人，谁有啥说？有何不可？”父亲害怕节外生枝，怕被别人知道了，不但走不了，还可能会扣上别的帽子，最终没有同意迁入贺楼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