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津涛
19世纪末的长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镇，人口不足10万，直至中东铁路开通，俄国人在这里设置车站，它才算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后来长春形成四块互不统属的城区：老城“宽城子”、俄国的中东铁路附属地、日本的满铁附属地，以及中国开拓的商埠地。1932年“满洲国”在此“定都”，设立“新京特别市”，推行“大新京都市计划”，才有了市政统一的长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很多规划没能实现，但十几年的时间里，长春还是建起完善的道路交通、公园绿化和地下管道等基础设施，面积从20平方公里扩展到80平方公里，人口从1931年的12万，增长至1944年的近90万。某种意义上，长春也确实有了“小东京”的体量。同时，东北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从1937年的8个，扩展到1941年的15个。
长春的城市化历程，称得上是所谓日本“建设”东北的一个缩影。表面上看，日本扶植“满洲国”后的一系列投资和开发，为东北带来了发达的工业——譬如：从1934—1940年，东北工矿企业数量差不多就翻了一番，达到12700个。日本右翼人士由此宣称，“在满洲事变后的十五年，日本全力以赴的殖民地活动，使满洲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工业”。然而，在“满洲国”时期，绝大多数普通东北人非但没有从中受益，日本侨民才是东北发展的受益者。
伪满洲国时期，长春的日本官舍街。长春的城市化历程，称得上是所谓日本“建设”东北的一个缩影
在“满洲国”特殊的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主要是移民东北的日本人，“经营满洲”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后藤新平就任满铁首任总裁时，就明确规划：“必当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兴办畜牧农业设备……其中必以移民为要务……现在依靠经营铁路，不出十年，将得以向满洲移民50万，俄国虽强也不能向我开启战端……我们倘在满洲拥有50万移民和几百万畜产，一旦战机对我有利，则进而做好入侵敌国的准备；于我不利，则岿然不动和以待时机。”只有通过大举移民，东北才能成为真正的日本领土。
日本有计划地向东北移民始于20世纪初，前后长达40多年。1937年，日本推行“七大国策”之一的“百万户移民计划”——预计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使日本人口占到“满洲国”的1/5。日本每年投入大笔资金，鼓励国人移民东北，到投降时，生活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已达155万。他们在伪满所谓“五族协和”（日本人、满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的“王道乐土”中处于核心地位，享有各种经济特权。
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农村，日本开拓团的生活。
首先，日本联合伪满当局强行征用土地，安置侨民。开始时为了“不至对原住民造成不良影响”，只是将侨民安置在“国有地”“不明地主地”“未利用地”等，后来随着所谓“开拓团”数量的增加，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掠夺农民耕地。曾任伪龙江省省长的黄富俊交待，1939年他在泰来等9县收买土地，“收买的手段几乎等于强抢，如果农民不按期交出地照，就用军警来威胁”。在伪滨江省木兰县，水田每垧约400元、旱田每垧约200元，伪满政府收买时，一律仅给水田每垧150元、旱田每垧75元。移居到东北的日本侨民除了能领取政府补助，都能获得土地，农业集团侨民每户平均20町步(其中耕地、牧地各一半，1町约合0.99公顷)，自由移民每户平均10町步。日本侨民获得的土地数量普遍超过他们自身耕种能力，有60%的侨民土地，需要雇佣东北农民耕种。
其次，在东北工作的日本人，拿着更高的薪酬。在伪政府中，日本人不仅工资高，是汉、满官员的3—11倍，还有双倍津贴等福利。面对中国人的不满，伪满总政务厅厅长驹井德三的回答很是直接：“满洲是我们日本人用血汗换来的，而且中国人官吏的高官厚禄，都是依靠日本人得来的，日本人享受高额薪金是应该的，而且中国人官吏要满足于现状。”这种差别在工厂、学校、军队等地方同样存在，比如中国工人的工资通常只相当于日本工人的25%—30%。在大连，日本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的3.7倍，在沈阳是3.36倍，在“新京”是4.2倍。日本人声称，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工作能力都高于满洲人，理应拿更高的工资。
第三，在物资分配上，日本侨民享有特权。在“新京”建起的商业住宅，有着严格的入住标准，1941年建起的8000套住宅，其中“日系住宅”6200套，最大的100平米，最小的25平米；而“满系住宅”1800套，最大的不过38平米。大连的日本人住宅多为欧式建筑，配备有良好的排水、煤气、取暖系统，中国人居住区则拥挤落后。“满洲国”后期实行“粮谷配给”，也是按照族群划分配给标准，给日本人配给大米，给朝鲜人配给一部分大米和一部分杂粮，给中国人只配给杂粮。这样来看，“满洲国”其实是一个种族社会。